像失常的心理会成为致癌的因素一样，健康的心理则是战胜癌症的重要条件。许多事实证明，一个决心战胜癌症的人，能够存活和延长生命的机会要多得多。不过，有很多癌症病人一旦获悉自己身患绝症，便不思饮食。悲观失望。当然，在危及生命的癌症面前，建立足够的信心和保持异常的冷静是一种很难的事情。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克服，纠正，消解肿瘤患者中普遍存在的劣性情结或情绪，关键是病人如何适当地进行心理调节，配合治疗，充分发挥自身的免疫功能。

 

 

早期，人们普遍采取了回避的方法，隐瞒，虚报病情，尽可能让当事人不知晓。美其名曰：保密性(保护性)医疗。然而，多数情况下，纸团终究是包不住火的，面对不断的化疗、放疗等，大多数病人很快就明白了一切。这样做，一定程度上，还会加大对病人的心理冲击力。于是，我们认为，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告知病人适当的病情，较之直截了当地和盘托出或一味地隐瞒是一种进步。尽管这并不能真正解决肿瘤患者的心理情结。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肿瘤临床医师在临床上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给予患者一些善意的劝说，但却苍白无力。显然，空洞的疏导，犹如说教，对特别需要帮助的人无法起到振聋发聩之功。此外，我们的各种疏导形式，都有精心安排的痕迹。患者一进入这一独特情境，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作为受教育者正在被安排接受教育。他们认为这些只是安慰性的劝说，其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在这个过程中，临床医师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痛苦经历，再加上角色上的特殊性(病人的拯救者或治疗者)，在病人的意识里，医生往往站在对立面，因此，他的主导作用是有限的。

 

有一次，一位患者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一位中年乳腺癌患者，情绪非常低落。每次复诊，我都苦口婆心地劝她，又给她举了很多例证，还给她看了不少资料。最后，有一次，她告诉我，“何教授，我不是不相信您，您说的话，我全信，但又有什么用呢?您是医师，您没生病：您在岸上漫步，我在水中挣扎，我一回到家，就想到自己的病，我没法摆脱，除非您让我看到活生生的康复了的实例，让我有机会和她们聊聊……”是啊！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落难的时候，最希望得到的帮助不是其他，而是曾经有过与他们同样经历，但已走出了苦海的人的指点和帮助。那时，我已有不少患者朋友了，有的康复了多年，为什么不可以借助他们，以一种特定的形式，让他们相互开导，相互帮助呢?心理学不是有集体治疗模式吗？！

 

很快，我便付诸实施。所有求治者，围着大圆桌排排坐，我挨次问诊，解答指导。圆桌中谁都可以提问，相互间也可窃窃私语，交流。这一形式还真管用。因为，我的患者中80%～90%是老患者，其中50%～60%是康复了3～5年的。生活得挺不错的。这样，还没等到看病，新患者就会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老患者的心理指导——“您这病不用担心，我来的时候比您更糟，比您更灰心”，“一段时间治疗下来，您看，我不是恢复得很好吗？”“我已经5年了”“我已经8年了”……而且，10多年的“圆桌”实践中，我们病人中还交上了许多对好朋友，他们相互鼓励，相互倾诉，相互支持。“圆桌”成了一个特殊的学校。有不少患友这样和我说。两三周来坐一坐，相互聊一聊。改改方，回去心情就好多了，至少能心里坦荡10多天。

 

肿瘤的圆桌诊疗，除了包括中医诊疗之外，还融会了现代心身医学的许多有效疗法在内。至少，它比较好地贯彻了社会、心理、生物医学之模式。实施了心理治疗的倾听、支持、保证三原则;融合了集体治疗、心理疏导、示范疗法、情境疗法、认知疗法、交友疗法等的精髓。因此，圆桌诊疗现已成为我们与患者携手应对癌症的重要法宝之一。

 

在实施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一位加拿大多伦多的上海籍患者，男性，20多年前去了海外，不久前确诊为胃癌，只做了姑息手术，没法实施化疗，回到国内，找我诊治。看到这么多人围坐一桌，他悄悄地对我提了个要求，能否单独诊疗。因为在国外，病情绝对是个体最大的隐私。这种方法公开讨论个人隐私，那是无法容忍的。对此，我深表理解，同意单独诊疗。不过也给了他一个建议：您和您妻子不妨找个位置，后排坐下，静静地听，做个旁观者。他同意了，连续两次求诊，他都认真地听别人的交流。

 

第三次他提出，不需单独就诊了，他愿意坐在大家中间，与别的患者进行交流。这位患者初诊时愁容满脸，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加拿大医师断定他寿限不超过4～6个月，当时，我再做疏导解释均无济于事。在“圆桌”中，他结识了邱先生，一个同样患胃癌只化疗过一次的同病种患者，已较为健康地生活了5年。事实胜过了一箩筐的说教，在那以后，他的脸上又慢慢绽放出了笑容。